叱咤的夜云漫溢過了9點半的時鐘，我在一條一側(cè)長滿雜草的路上騎行。我是第二次走這條路，不少人都在走，因為主干道被封住了，人們不得不循這條斜向的道路繞行。就在我的右側(cè)，出現(xiàn)了一棟7層樓建筑，像教學樓，卻更為寬而扁，從正面看，走廊與柱子形成了一個個一樣大小的長方格子，每個格子里都有一道門，走廊都打著白燈，亮堂堂的一片。

忽然之間，四面八方，那大樓到處閃爍了起來——似乎是拉燈閘了，每一盞燈都在閃，有的快些，有的遲鈍些，有的閃了幾下就滅了，像力竭的飛蛾倒地而死，有的持續(xù)地閃著就是不滅，有的滅了之后又亮了起來，仿佛知道有人會回來取遺留的物品；一分鐘過去，還有零星的燈在倔強地閃動，大部分的格子都滅了，沒有熄滅的那幾個正式進入守夜模式。

(資料圖)

我仔細等待它的終局，覺得這其中的趣味絕不亞于一場節(jié)日煙花。每兩個格子之間有走廊互通，而里面是比鄰的房間，就像是四通八達的血管、脂肪包裹著臟器一樣。滅燈的時候，隨機產(chǎn)生的圖像令我著迷。每個方格似乎都有個性，有的遲疑，有的果斷，有的故意拖沓，甚至有情感流露——爽快地滅掉的方格就有一副“愛誰誰”的樣子，遲疑的方格似乎在根據(jù)周圍的方格調(diào)整自己的動作。我不時想起段義孚先生，這位地理學教授，也是“地方”的主張者和頌揚者，希望我做好同任何一個地方“相遇”的準備。

最廣義的游戲

1998年，段義孚教授結(jié)束了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15年教學生涯后，以“首屆美國地理學會斯坦利·布魯恩地理學創(chuàng)意獎獲得者”的身份，正式榮休。這個獎，是為表彰“地理學的原創(chuàng)性、創(chuàng)造性和重大智力突破”而設立的，段教授當之無愧，他的書，是我所見到的、繼《空間的詩學》的作者加斯東·巴什拉之后最具有“宇宙視野”和“事物想象”的學術(shù)寫作，其原創(chuàng)性存在于每一個段落的每一個句子里。“地理學家”于他可能僅僅是一個“身份”而已，便于讓他被相關(guān)的科研機構(gòu)收入，成為學術(shù)體制的一員，但他的光是不能被那區(qū)區(qū)一個格子所拘束的，而是被許多人感覺到。地理學或許關(guān)乎土地形態(tài)、氣候、水文之類，但段教授將“地方”一詞拔到了關(guān)鍵位置——地方的情感基調(diào)，地方的社會意義，地方具有的人文解讀的潛能。

這些主題毫不抽象。我們都知道，人是很晚才懂得何為“城市”的，之前，人要在土地上謀食物，謀安全，為此制造了工具、建立了家宅，因此地理學家也更多地研究人如何面對自然界，以滿足自己在食物、安全這些偏物質(zhì)、偏經(jīng)濟的需求方面的作為：砍伐樹林以開辟農(nóng)場，清除雜草以播種耕耘……所以，地理學家往往對經(jīng)濟方面的關(guān)注較多：物產(chǎn)、人口、資源分布、植被、動物，這些都可以歸結(jié)到經(jīng)濟上來，一個地方的人生活在那里，就是在依賴資源、創(chuàng)造“財富”。

但段教授講，人們也為了另一個目的而施展自己的力量和智慧，那就是游戲。游戲，這是一個最廣義的游戲，甚至比約翰·赫伊津哈的名著《人：游戲者》中的游戲更為廣義。游戲無關(guān)經(jīng)濟財富，而有關(guān)人的感受，“精神需求”：一家劇院，一個馬戲團，一座教堂，是為游戲而存在的，它們本質(zhì)上無關(guān)財富生產(chǎn)；一件雕塑、一幅壁畫也同樣，推廣來看，一根柱子，一棵栽下去的樹，甚至一塊油漆過的墻面，一個每天都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路口，也不妨說是一種游戲式的設計。

它們都耗費了人的精力，它們產(chǎn)生的成果，影響到在這個地方居住的人的精神世界，這影響的意義往往是復雜的，高度地因人而異，例如，一個街區(qū)內(nèi)建起一座噴泉，十年之后，被這噴泉陪伴長大的一代人，在記憶之中存入了很多美好的印象和時刻，卻也要面對噴泉在現(xiàn)實中漸漸成為一組再也噴不出水的生銹鐵管子的事實。再例如，馬戲團在很多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目中，會是他們和地方建立連接的一個重要因素，在一次次觀摩演出、一次次歡笑和熱烈鼓掌中，他們同這個地方的聯(lián)系無形中得以深化，有朝一日，當他們的思想成熟到能思考自己與城市的連結(jié)時，他們會想到馬戲團帶來的快樂，但或許也會想到有那么幾次，離開演出場所時，看到耍猴人、雜技演員和魔術(shù)師疲乏地走在路邊、無人問津的模樣。如此，他們對地方的感受，就會成為一種綿綿不絕的記憶喚起和反芻的過程。

這種聯(lián)想盡可以擴大、延伸：一盞路燈也會有游戲的味道，而不僅僅意味著照明的功能，因為燈光有顏色，燈桿有造型；一條道路上，一扇從來不見打開的舊門，也是人反思“地方”的一個抓手，它并不是人為了娛樂或美觀而故意立在那里的，它就是各種因素、各種力量加上時間形成的一個事物。段先生講，我們不單單要探查身邊的一樣東西的（往往陰暗的）來歷——比如一個聲名在外的劇場，當初建造的時候鬧過工人罷工——重要的是，我們要反復地自問：我對這個地方是什么感受，我的行為習慣、我的心理、我的性格之中，有多少痕跡是因為和“地方”發(fā)生密切的互動而留下的？要是用一個更接地氣一點的表述來例證他的觀點，或許可以問：在一個到處賣烤栗子的城市長起來的人，跟在一個到處賣臭豆腐的城市長起來的人，他們到底有什么不同？

一種持續(xù)的相遇

退休后，段教授在麥迪遜大學他任教的系里仍然保留著辦公室。他從來不關(guān)門，以便任何人可以走進來與他討論問題。他有一個獨特的貢獻：幾十年間，他持續(xù)不斷地給他“親愛的同事”寫信——系里系外的同事以及朋友，都讀到過他基于一個更大的政治、教育和社會變革的背景，對日常生活的觀察，對其中不變與變的思考和講述。他的信件都輯到了一本書中，另有700多封信件則被存入檔案收藏。他還有一個著名的習慣，就是在寓所附近的星巴克里拿著書，一邊讀，一邊觀察周圍的人。

在那里，他有一把特別的椅子，有一張最喜歡的桌子。他管這里叫“傾聽站”，本科生學習微積分、討論歷史考試的聲音，他都能偷聽到。當然，對自己所適應的星巴克這個“空間”，他的思考絕對是從第一次進入這里坐下時就已開始，他絕對相信，在這家星巴克里，年輕人探討學業(yè)、尋找答案的方式和感受，和在其他星巴克里、同樣的人群做同類的事情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現(xiàn)象，是兩種不同的獨一無二。

在段義孚這里，地理學和人類學是最親近的學科，兩者最大的貢獻也是最大的樂趣所在，都在于探察“不同”。說起一個個地方的“不同”，一般人只能想到一些宏觀的不同：中國和美國不同，北京和上海不同，農(nóng)村和城市不同，海洋和陸地不同……也許，你會向一個初次到達你所在的城市的客人介紹你對這城市的了解，告訴他說，某某區(qū)多有富人居住，某某區(qū)有美食街，某某區(qū)小偷出沒，某條道路愛堵車而某條道路名人故居林立……無非如此。而我們不妨看段義孚的一番話，感受他的視野。前年5月，他接受一次郵件采訪，訪問者問他近來的感受如何。他回答說：

“我住在麥迪遜的8樓。我經(jīng)常向下看我下面的城市景觀。在公假日，它的空無一人讓我震撼，空曠使它看起來像一個正等待表演開始的舞臺。而在工作日，街道上車水馬龍，但只有當我推開窗戶，聽到轟鳴聲時，麥迪遜才算真正活了起來——而我也跟著活過來了。封鎖，意味著我腳下的城市仍然是一個空無一人的舞臺，周而復始、月而復始地毫無生氣。但我在想，如果我看到的不是麥迪遜，而是香榭麗舍大街，遠處是凱旋門，我還會認為眼前是一個可怕的場景——一個沒有生命力的場景嗎？也許就不會了，這是因為城市建筑可以是一件藝術(shù)作品，而藝術(shù)作品有其自身的美和生命。”

這就是段義孚，一段回答訪問者的郵件文字，就可以出現(xiàn)在他的任何一本書中，不管是《逃避主義》還是《空間與地方》，是《恐懼的理由》還是《回家記》，是《人文主義地理學》還是《浪漫地理學》；也可以出現(xiàn)在他的一則短札里，或出現(xiàn)在他的一次不成文的聊天中。它談不上是段先生的“思想”，毋寧說，它是他思考問題的基本方式。這段話的關(guān)鍵，并不在于他用想象巴黎的方法來驅(qū)散對封鎖期間的麥迪遜的不良感受，更不是像很多人愛說的那樣，用文藝青年式的白日夢來自我安慰——而在于他所堅持的一種持續(xù)的“相遇”：人與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相遇，而地方則意味著一個加斯東·巴什拉意義上的物理“空間”。

為什么他說，只有在打開窗戶，聽到樓下的人車嘈雜后，他自己才“活過來”？這并不是夸大其詞。人的活著，應該是一種與一個地方真正相遇了的主觀感覺，活著的人，應該類似于一個通了電亮起的燈泡。以我自己的體驗來講，看到一幢大樓熄燈的場景，足以讓我對這個地方產(chǎn)生感情，因為在目擊的時刻我“活了”，我不需要想象樓里發(fā)生了什么，我僅僅是在那里，感官活躍，頭腦發(fā)亮。

人總要選一個地方生活，就像身體總要選一套衣服穿進去一樣，“我心安處”的地方和“合體”的衣裝，都是一種涉及純個人感受的東西。居住、工作、成長、變老，在這個 過程中，人與他所在地方逐漸融為一體，但也可能在飲食起居上相融，心理上則始終格格不入。我曾遇到不止一個人，對我說他對他生活了十幾年、幾十年的城市厭之入骨，我喜歡他們，因為他們敢于通過厭惡來居住，能夠?qū)Τ醮蜗嘧R的人說出這種態(tài)度，是需要相當?shù)淖孕诺?，說明他們真正在追求“我心安處”，而不是活在表層。在段義孚的思想中，人充分地成為自己，就要靠和居住的地方持久“相遇”，形成聯(lián)想、印象、忠誠和厭惡的方式。

人文地理學之父

段義孚被稱為人文地理學之“父”，這一點其實令我有些意外，因為我以為，這樣一種地理學早就應該有了，在世界范圍內(nèi)的城市和城市化生活興起的時候，這門“分支學科”就應該有了，因為自從有了城市，人與人生活的差異就開始凸顯，此“地方”和彼“地方”的生活體驗之間有了很大的不同。城市總是“地方性”的，所以像巴黎、維也納、紐約之類的城市才會前赴后繼地以“世界之都”的名號為榮，以讓來自各個地方的人產(chǎn)生家園感為自己的驕傲之本。

然而，在讀過一些段先生的文字后，我明白這個“之父”的名號為何會落到他頭上。實際上，他是不愿意承認這是一門學科的，更不想被人看作什么“創(chuàng)始人”“掌門人”之類，因為他知行合一，他知道只要是學科，就意味著專業(yè)化，就意味著僵化的“專門教育”，教師就難免要淪為有學閥味的角色。他在一篇講“人文地理學”這一名稱的文章里，首先就呼吁說，不要去聯(lián)系那些教條式的科研法，那會令“曾經(jīng)的解放者變成審查者”，變成只會批改作業(yè)、審查答案對錯的人；他說，一個人文地理學家應該密切地關(guān)注地理現(xiàn)象和人類意識，更認真地對待人對地方的依戀情緒，贊揚人類主動打破習慣模式的力量，進而要澄清與空間有關(guān)的概念和符號。

主觀和意識和感受，是最難把握的，當然也是更難以“教授”的。段義孚的每本書都像是一篇篇散文，會讓我想到那些不能歸類的作家，那些文體意味十足、不在乎讀者能“讀懂”多少、“領(lǐng)會”多少知識的作家，比如瓦爾特·本雅明。本雅明在他的《柏林童年》里，有一篇千字短文，題為“馬格德堡廣場邊上的農(nóng)貿(mào)市場”，他對該市場沒有任何“概述”，而是寫道：

“在我穿越這個市場的習慣方式之中，該市場所有通常的畫面也變得模糊不清，以至于它不再具有原來買和賣的涵義。在推開那扇緊緊的、稍弛即收的彈簧拉門穿過前廳之后，首先入眼簾的，是被養(yǎng)魚水和沖洗水弄得濕滑的瓷磚地面，走在上面很容易不小心一滑而踩到胡蘿卜或萵苣葉。在編了號的鐵棚屋后面端坐著那些胖得步履維艱的售貨女人，她們是掌管可買賣物品的女祭司，是兜售各種田里長的和樹上結(jié)的果實，各種可以吃的鳥類、魚類和哺乳動物的集市女人，是拉皮條的女人。這些被絨線裹著的大塊頭神秘地在售貨棚之間互相交流……”

不需要人人都像本雅明這樣寫作，但他所示范的與一個地方的“互動”，卻正是段義孚的人文地理學書寫的樣本之一。這個學科講究的具體，是主觀，也因此它才顯得飄逸而美麗；像《空間與地方》《浪漫地理學》這樣的段氏作品，實際上都應該和巴什拉的《空間的詩學》《火的精神分析》一樣，去一段一段地念，讓它們填滿自己的大腦而不是送來各種結(jié)論。

當我慢慢離開那座樓，繼續(xù)騎行的時候，我想到，讀段義孚先生的書就像看那樣一座樓，看它在每一夜的窸簌閃耀之后，形成一個怎樣的圖景。

【人物簡介】

段義孚（Yi－Fu Tuan，1930-2022），華裔地理學家，生于天津，曾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，畢業(yè)于牛津大學。

段義孚的人文主義地理學思想在世界地理學界有重大影響。他將人的種種主觀情性與客觀地理環(huán)境的豐富關(guān)系進行了極具智慧的闡發(fā)，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。

美國中部時間2022年8月10日，段義孚逝世，享年92歲。

【段義孚著作中譯本】

《浪漫地理學：追尋崇高景觀》

譯林出版社2021年7月版

《人文主義地理學：對于意義的個體追尋》

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5月版

《神州：歷史眼光下的中國地理》

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版

《戀地情結(jié)：對環(huán)境感知、態(tài)度與價值》

商務印書館2018年5月版

《空間與地方：經(jīng)驗的視角》

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2月版

《回家記》

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1月版

《無邊的恐懼》

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版

《逃避主義》

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

標簽： 人文主義地理學